一个小人物的遭遇

 

   小人物某，1929年出生于浙江农村。父做工、母务农，地道的工农家庭，生活尚可温饱。在他9岁读三年级时，鬼子来了，学校关门，父亲也失业回家。不久家庭生活陷入困境。十五岁那年即1944年离开家乡，随同跑单邦的到上海谋生。

   到上海后老乡介绍他到商店学徒。在学徒期间，他不仅熟悉了商店的业务，还自学完成了初中文化。三年学徒期满，他有了第月石米的工资。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。1950年末，由于他所在的店是经营迷信用品，属于淘汰行业，因之商店关门。他登记于《上海市南市失业工人救济站》，一时难找工作。他每月从救济站领取大米粉54斤以维持生计。白天打短工，晚上在《中华职业学校》攻读会计。1952年毕业。同年上海市委、工会、团委号召年青人参加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。12月他报考华东煤炭管理局被录取，当月底报到，53年1月分配到山东。 在省会济南一星期后，被分配到淄博矿务局洪山机厂，安排在生产计划科当统计员。从此他成了工企员工。这时他要求进步，进取心很大，除搞好本职工作外，还在业余时间协助团委定期编写厂黑板报。一年后，被评为行政21级。他工作扎实，常常不计时间，54-55年连年被评为厂先进。1957年“四大”“反右”斗争开始，一时间许多名人、学者纷纷落马；随着运动得深入，他不仅被卷入了这漩涡之中，还惨遭灭顶之灾。

  “四大”刚开始，因为是批判《人民日报》上的“右派”言论，学习会上大家积极发言。不久，学习组长要求每个同志结合本厂实际情况，给党提意见，这样发言者不多了。即使有，也是提好的方面，无建设性的意见，他亦只是随声附和。直到组长点名要他发言，要他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在这样的启发下，他感到不发言不行了，否则要成为落后分子，影响日后的进步。他想啊想，终于勉强想到了几点：一是党支部书记仲秀，平时太严肃，不平易近人，有官架子，希望他能改进一点；二是发放工资，当月的工资要到下月10日发放，不太合理，应改在每月15日前发放，即工厂、工人互欠半个月最合理。就是这样的几点被无限上纲，认为共产党是官僚主义，拖欠工资是共产党和资本家没有两样；还无中生有说他想成立一个新党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…学习会一结束，他立即被下放到铸造车间炼钢炉边劳动改造。1958年年末他被正式带上“右派”帽子，从此被开除出工人阶级队伍，剥夺了各种权利：工资、探亲假…，成为阶级敌人。

    炼钢炉旁的浇铸组，是厂内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之一，因为他从小受苦，倒也扛得下来。由于在戴帽前已经在组内劳动了一段时间，工人们对他已了解，和他这个“敌人”很友好，并和他称兄道弟。组长张铭，副组长岳芝保每次去支部汇报，总是按实情汇报，说好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牢记父母的教导：诚心对人、扎实做事；因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就是在戴了帽子以后，他帮助小组总结《矿车轮铁模连续浇铸法》的先进经验。1961年12月他被摘帽，原工资降一级。1962年1月调到兖州矿山机厂。

兖州矿山机厂是煤炭部直属厂，尚在建设中。企业理人员大都从各地老厂调来。他被安排在机械车间当统计员。到职后他一既如往地工作，在车间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，还带了多名徒弟。不长时间车间管理有了明显改善，徒弟们也分到各车间。1963年夏，他又被调到泰安矿山机厂工作。泰安的生产厂长是原洪山矿机厂厂长，他被指名调动。

到泰安后，他被安排在生产计划科，担任计划统计组长。由于他不断地改进管理工作，对企业的各项管理起到推进作用，在64-65年连续被评为厂先进。同时他在机械车间试行计件工资，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。他就是这样辛勤出色地工作，但不能恢复原工资历，虽然有关领导多次向劳资部门要求，被先知：按政策规定摘帽“右派”是不准恢复原工资的。

1966年一场所谓的大革命开始了。本来这是大革命执行者内部的权力之争，与这个小人物根本无关，但他也受到了池鱼之灾，而且很惨很惨。1967年他以“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和反动的管理权威”的头衔被揪了出来。重用他的领导也成了牛鬼蛇神的保护伞，同时被打入牛棚，此间他受尽了人间的屈辱。低头、弯腰、挂牌、高帽、游街、示众、批斗…无穷无尽。夏天，大热天炼钢炉旁砸铁；冬天，大雪天大街扫雪；打扫茅房、装车卸货，干厂内最脏最累的活。最惨的一次是晚上受批斗回来，已近22点，正想睡觉，喇叭又高高地响起，要牛鬼蛇神立即到指挥部集合。他们不敢稍待，立即到指挥部，原不是到了十卡车水泥，需立即卸货。这时他们白天劳动了10余小时，晚上批斗了3小时，已经累得象摊泥；最可怜的老沈，（一个老会计，浙东老乡），年老体弱，次日便不能起床，被送回原单位后不久，就听说他离开了人世。在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亦几度想轻生。一次，他已爬上60余米高的烟囱，想一跳了之。多亏工人富西庆夫妇和牛友们的苦心劝说下才免去一劫。这期间，“牛棚”里已有12条牛，真是：地、富、反、右、资、叛面面俱到。职务最高的是党委书走资派，最低的是反沙工现行反革命。严重时候工厂停工，造反派介入社会搞武斗，企业瘫痪。后天，解放军进厂，在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号召下，生产逐步恢复，“牛友”们的待遇也逐渐改善。1973年牛棚解散，他们陆续返回工作岗位，他也回到机械车间当统计员。他相信，总有一天他的冤案能平反，因此他一如以往地工作，常常忘了时间。车间给他配了两个徒弟。从1974起，他又连年被评为厂级先进。

  1979年11月某日，支书通知他去政工科。一名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，传达上级通知：他的右派是错划的，给予更正，工资复原…最后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，组织上可以适当照顾解决。当他提出多年来的经济困难时，她说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孩子工作；你要感谢这是党对你的关怀…整个谈话过程，是居高临下、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安慰的语言。他真的有点心寒了，本来想拒绝这种照顾，但家中实在困难，口粮还年年欠生产队，多一人工作可减少负担。1980年孩子来厂，但不能安排在本厂工作，须去百十里外的煤矿当井下工人。本来他长期与家人分离，满以为有个孩子在身边略慰寂寞，但孩子仍不能在身边，原来的两地相思变成了三处牵挂。虽向人事科要求，但不被允许。而在同时，其他员工的子女全部安排在了本厂工作，看来政工部门仍对他另眼相看。这时他彻底绝望，感到在此前途无望，因而坚决要求调回家乡（当时有此政策）。

  1980年8月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。8月4日他到县人事局报到。感谢故乡热情接待了他，并给他安排了对口的工作——分配到县计划委员会统计科，做工业统计。他到职后，仍勤劳地工作。为了提高全县工业统计人员的工作能力，多次举办培训班，收到一定效果。   1981-1982年又连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。1983年被浙江省统计局聘请为中央电视台《统计学讲座》辅导员（电视讲座）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不得不要求提前退休。领导考虑他的实际困难，同意他退休。因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在即，要他做好此工作后离休。这样，他又留用了五年。1988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工作圆满完成，他被评为省级先进。同年8月他被一民营企业聘用直到1998年退职家居。

 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，在社会上辛勤工作54年，即上海8年，山东28年，家乡18年。上海8年虽一无所成，但总算学到了求生的本领；山东28年尽管他努力工作，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，但得到回报是侮辱和遗憾。26年没有得到晋升，3的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被剥夺工资，3年进“牛棚”受凌辱，8次被剥夺探亲权。如果他是名人，学者，应该早有真正的平反和补偿；但他是个小人物，无党无派，毫元背景，白白地浪费了最宝贵的大半生。幸好故乡收留了他，给予他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发挥特长的舞台。虽然也没有晋升，但他感到满足。现在有一个较好的退休生活环境。